官家（宋理宗）在位时期全面承认和恢复理学的地位，并将其定为官学，他之所以扶持理学的原因是，他得位不正。
在宋理宗之前的宋宁宗朝，理学被权臣韩侂胄定为伪学，极尽打压之事，朱熹、真德秀等理学派大佬全部被贬斥，理学门人几乎全部退出朝堂。
史弥远上台后，独掌南宋朝政大权，但他对金国采取了妥协投降的政策，激起了民间的反对浪潮，为平息舆论，他不得不拉拢在民间和官场声望极高的理学派，恢复他们的地位，为朱熹等人平反，允许理学的传播和教学，而理学派会在政治上支持他。
史弥远在不利的政治局面下和理学派做了政治交换，并不是因为他多么欣赏理学，可宋理宗不同，他是实实在在的看到了理学能给自己的皇位带来的好处。
宋理宗本为平民一枚，是史弥远私自培养，并和宋宁宗的皇后合谋，用假遗诏捧上皇位的，在朝中毫无根基可言。
史弥远在他继位九年后病死，失去了最大也最强势的支持者，宋理宗的皇位不是很稳固，特别是在皇族中，觊觎者不少，史弥远能把一介平民出身的宋理宗送上皇位，别的朝臣同样也能照猫画虎，一堆皇族都乐意配合，谁不想当皇帝啊？
于是，宋理宗得想办法巩固自己的皇位，他盯上了理学，理学的核心指导思想“存天理、灭人欲”的作用在这个时候就相当管用了，皇族想取代宋理宗的皇位就是“人欲”，宋理宗就希望理学派能帮助他把这些欲望给压制住。
理学派也非常聪明，明白了宋理宗的需求，双方一拍即合，宋理宗用皇帝的名义给理学最崇高的地位，理学派开始从思想层面强调君父的概念，着重强调君权神授，任何人不得违背皇帝的意愿，随意颠覆和觊觎皇帝的位置，皇帝就是最大的道德和天理。
有了理学派的帮助，宋理宗的皇位基本就稳了，君权既然是神授了，他继位的合理性也就有了。
宋理宗对被史弥远陷害而死的朱熹的弟子李燔、陈宓及名士李道传等都赐谥赠官，并随后重用真德秀，魏了翁等十余位名士，其中真德秀是朱熹以后的理学大佬，声望很高。
端平元年（1234年），真德秀被召为户部尚书，后又被任命为参知政事，魏了翁也先摗行同签书枢密院事，督视京湖兵马，其他理学学子在朝任职不计其数。
他们在政治上异常保守，强力压制武将势力，大力推行“崇文抑武”的那一套，道理很简单，一旦武将实力大涨，掌握权柄，尝到权力的甘美，就会产生抢占皇位的“人欲”，自然属于理学严厉批判和打压的范畴！
想都不要想，想都不能想！
在这样的氛围下，谁要是想说对付蒙古，增加军力，那谁就会成为理学大臣们的打击对象。
孟之祥一点都不看好这样的朝廷，他早就看出了宋朝皇帝真面目，身为大学高材生的他研究出宋朝皇帝的心理是“彼有胜负，我有存亡！”，既然打不过，那就议和苟安，只要保他们的皇位即可。
然而，诚如孟之祥所言，“国势如逆水操舟，不进辄退！”
“我们想要对付北虏，打败北虏，必须总体战！”孟之祥解释了“总体战”的概念，即国家经济转入战时经济，动员一切的力量，方有可能打败北虏，否则，光靠军队，根本不可能战胜北虏！
听得王坚心悦诚服，连连点头。
他以欣赏的目光看着孟之祥，心忖着外人说七郎是“听书差遣”，是目不识丁的大头兵，实际上他比谁都清醒！
“但是！”孟之祥说道：“我并未执政，想实行总体战，是不可能的事情！”
“所以！”孟之祥转向王坚，说出第二个方法道：“我欲结社，成立社团，一是坚定思想，二是集志同道合之辈，打败北虏，救万民于水火中！”
结社，成立社团！
王坚悚然一惊，真要到了这一步，军队里也要结社吗？
中国结社兴起于春秋，比如诸子百家，其实就是一个个的社团，渐渐地突破了血缘宗族的限制而发展起来
有文化交流类结社，最为典型的便是学术型社团，如春秋战果时的诸子百家的学派争鸣，宋朝的岳麓、嵩阳、白鹿洞等各类书院讲学，另有文学社团，文艺社团等。
文人的社团最多，比如书社、诗社，比如北宋时执政大臣文彦博退居洛阳后，和同样退下来的执政大臣富弼、司马光等十三人，仰慕白居易九老会的旧事，便会集洛阳的卿大夫年龄大、德行高尚的人，他认为洛阳风俗重年龄不重官职大小，便在资圣院建了“耆英堂”，称为“洛阳耆英会”。
他们经常凑在一起吃吃喝喝，引经据典，谈论时事，诗歌唱和，成一时美谈。
还有大量的经济互助类结社，就是集众人之资，办众人之事，具体可分为劳动互助、经济互助、事务互助等，比如行会、会馆、商会等。例如唐末的黄巢起义就是私盐贩子集团造反。
宗教信仰类结社也不少，儒释道三家移植于中国传统文化之中，在民间广为传播，很容易结成一个个社团，比如三国时的“太平道”黄巾起义、张鲁的五斗米教，乃至宋朝的信奉黄大仙、五通神等社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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